按:3月末,鲍勃·迪伦发布了时隔8年的新作品《Murder Most Foul》,这首17分钟的新歌就像是一团杂乱的毛线球,等待听众逐一发现歌词中隐藏的所有线头。

迪伦提到的披头士登陆美国到底怎么回事?歌词中搭车的来源竟然来自迪伦的偶像伍迪·格思里?歌中提到感恩而死乐队和“谁”乐队,他们在当时的美国是什么地位?

这里有一份来自袁越在西安SKP和深圳诚品书店现场的《来自民间的叛逆》实录,恰好可以牵出这些问题背后的“线头”。让我们一起看看,除了最肮脏的谋杀,迪伦歌中那段逝去的时光还有什么珍宝被我们遗漏?

袁越: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1960年代,英美两国的音乐巨匠鲍勃·迪伦与披头士的首次相遇,时间是1964年8月18号,地点是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德尔莫尼克酒店(Delmonico Hotel)。1964年音乐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披头士引领(及滚石等几支英国的摇滚乐队)的英国入侵(British Invasion)。

在这次文化入侵中,披头士被推出来,是有原因的,世界在1940年代以前欧洲为中心,欧洲自己认为是老大,但二战中欧洲经济被重创,美国却大发战争财,销售军火经济起飞,也没有被战争波及,成为新的老大。二战后有个马歇尔计划,内容是美国援助欧洲,欧洲各国意识到自己二战后沦为美国的小弟,其中大英帝国最不服气。

过气的猫王实际上是一个娱乐明星,相当于现在的“小鲜肉”,没什么底蕴,就是长得好看,台风性感,深受异性歌迷喜爱。披头士当时也是小鲜肉乐队,唱的都是情情爱爱,就像开头的那首歌里唱的歌词:“当我爱你的时候,我的感情无法隐藏”,他们的作品当时都是这种情歌,披头士恰好填补了美国娱乐文化中猫王的缺席。

这次会面现场没有留下照片,照片都是后来在其他场合补拍的。但现场有很多经纪人和记者见证了整个会面过程。

左侧是迪伦,长发卷毛,戴着墨镜。右边是列侬,他有近视,戴着小眼镜,顶着乖乖头,俨然一个外形精致的小鲜肉。见面后,迪伦刚坐下来就拿出开始抽,把披头士四个人吓坏了——这是违法的,他怎么能抽啊?

迪伦说你们不是唱过那个,I get high(我高了),I get high(我高了),你们都高得不行了,怎么还怕这个?列侬露出了尴尬却不失礼貌的微笑,说:“不好意思,我那个歌词其实是I Cant Hide(我不能隐藏)……”迪伦就惊了,说:“原来你们这么土。”用那种特别嫌弃的语气。

两个人之间的互动非常好玩。一方是要侵占美国的英国小鲜肉,很强势,觉得自己特别牛逼,面对的这个年纪相仿的美国年轻人,戴着墨镜非常酷,说话很冷漠,拿起就抽,写的歌词又特别硬核,吸引的全是成年人和知识分子听众。认识到真实的迪伦,对列侬他们来说是一次极大的心灵震撼,如果披头士和迪伦没有这次碰面的话,披头士还是唱情情爱爱的偶像乐队,一部分歌迷恐怕就不会像现在那么喜欢他们了。

在那次和迪伦著名的会面之后,披头士的曲风全变了,另外从下面的两张专辑封面对比可以看到两个不同时期的披头士形象,两个封面是在一个地方拍的,左边是小鲜肉,乖乖头,笑容可掬,而且没有胡子。到遇到迪伦和药物文化之后的1967年,就变成了长头发、胡子拉碴,被迪伦同化。

但口琴显然不够,迪伦感受到披头士的影响力,看到了披头士在体育场的演出状态,他也渴望更好的演出效果和影响力。不能只在知识分子圈子红,也要像披头士那么受平民欢迎,于是他把优秀的民歌作品插上电,变成了摇滚乐,这两个元素终于在迪伦手中结合在一起了。

民歌转型时,迪伦把民歌加上电声的电吉他,变成摇滚乐,但第一个唱红这种所谓民谣摇滚(Folk Rock)类型歌曲的不是迪伦,而是他一个好朋友的乐队——飞鸟乐队(Byrds),不过他们翻唱的是迪伦的作品《铃鼓先生》。

这是一首在1965年大火的歌。迪伦把原来只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走红的好歌流行化,变成大众喜欢的作品。那次传奇会面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都吸取了对方身上优秀的一面,使得我们现在听到的流行音乐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个变化,现在流行音乐可能还是《军港之夜》这样的东西,好听,好唱,但是歌词没深度,我们再听崔健的《花房姑娘》,这两种深度上的差别就体现得特别明显了。

这个站着的人就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路上》的作者,他正在咖啡馆里朗诵诗歌。垮掉的一代是以诗歌的形式开始出现的,其实新文化运动都是从诗歌开始的,中国也是,原因很简单,因为诗歌创作成本低,有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开始了。

这是凯鲁亚克朗诵诗歌的录音,音调没有阴阳顿挫,词句非常密,看过《在路上》的原版,就会发现这是垮掉派独特的语言风格,大量的词堆在一起,你不知道在说什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些长长的语句并不要求你懂每一个词的意思,他也并不强调每一句诗歌都有意思,追求的是语言产生的韵律和快感,跟传统诗歌很不一样。

《在路上》这本书讲的是主人公(我)和一个叫莫里亚蒂的青年,两个人开着车在美国一路上胡搞,整本书就是两个人在路上遇到的各种怪里怪气的人和事。封面上右边那位就是凯鲁亚克,左边是真实生活中和他一起上路的“莫里亚蒂”,这个人叫卡萨迪,也是当年垮掉派核心成员之一。

对应《在路上》,我想分享的是这本书《奔向荣耀》(Bound for Glory),封面上的人是这本书作者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他是迪伦的偶像,除了作家身份同时还是美国最富传奇色彩的民歌手。这本书写于1930年代,《在路上》写于1950年代。这本书是格思里写自己作为一个流浪歌手,拿着吉他在美国坐火车到处流浪,给人唱歌以及其他各种遭遇的故事。

右二是迪伦,那时候的发型都是乱蓬蓬的,右一是艾伦·金斯堡,垮掉派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金斯堡来过中国,1980年代曾在河北的大学里做过一个讲座,那个大学的宣传部还写了一篇文章介绍金斯堡。

嬉皮士运动中的Hippie这个词来源于hipster,可以翻译成“时髦”,它的词根是hip,会英文的人都知道它的意思是“髋骨”,它为什么最终会变成“潮”的代名词了呢?原因其实还挺逗的,它来源于在美华人中的烟瘾患者。

他们抽的时候侧躺在炕上,因此显得髋骨非常明显。他们只要点一点膏,在床边一躺,就非常满足了。有些美国人觉得烟鬼很酷,Hip这个词慢慢演变成酷的代言词,hipster就是指潮人,Hippie是小一号的潮人,嬉皮就是小一号的垮掉派,退了一步,没那么彻底了,但精神根源还在。

这首歌非常重要,标志迪伦在艺术上的一个转型,他原来写的歌是站在或者黑人的立场上反对另一方压迫他们的人,这当然没有问题。但这首《Chimes Of Freedom》他唱给所有孤立无援、心怀困惑、被控告、被误解、吸毒以及所有境况更糟糕的人们,钟声敲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世界——迪伦开始变成一个博爱主义者,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过得幸福的,一种是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境界比以前《答案在风中飘》那些作品的层次要高多了——这是受到垮掉派的深刻影响才会创作出的作品。

后来原住户迁出,这些房子全变成出租屋,便很快形成了一个小群落。房子大多租给附近的大学生或流浪艺人,房租很便宜,楼上楼下共用厕所和厨房,平常的交流很多,房屋结构给租客提供了非常好的建立社群关系的基础。

别小看这样的关系,它对发展创造力非常有帮助。创造力不是一个人在家里憋出来的,而是跟周围的人交往,从他处吸取营养后,在脑中发生碰撞而产生的。这些房子给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非常好的交流和共处的机会。旧金山当年的音乐文化快速地膨胀、爆炸性地增长,产生很多很多优秀的艺人,与维多利亚式房子提供给租户的这种独特环境分不开。

整个区分成几个街区,几万人天天这样生活。一到周末街头就会有演出,大家一起去玩,这房子里住一个乐队,那个房子可能住着一些诗人,每个房子都有一个小群落的感觉。1966年的海特区有着非常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大家都很幸福地生活在那里。

嬉皮士运动除了音乐家和诗人的参与外,还有一些很有贡献的民间组织。比如“旧金山街头剧团”,里面管财务的人叫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他发现做街头剧团的收入太少了,他想赚更多的钱,于是在旧金山海特区附近用很便宜的价钱,包了一个废弃的公会礼堂,请上面提到的那些乐队去演出。这些乐队的酬劳都要得很少,因为他们只想给周围的老百姓和邻居唱唱歌,但礼堂门票还卖得挺贵,剧团因此赚了一大笔差价。

这个民歌摇滚的演出礼堂叫菲尔莫,早期菲尔莫的典型场景就是聚满了人,舞台上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特点是免费分发致幻剂。高了之后,暴力倾向就消失了,人们可以在这儿很和平地跳一晚上,不会有人惹事,他们靠这个办法赚了很多钱。一个运动无论后来怎么看它很纯洁很美好很乌托邦很理想主义,背后实际上都有资本在运作,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因为菲尔莫的存在,后来又出现很多类似的场所。大家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充满幻觉的世界里,高高兴兴地听音乐,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这个演出场所也给很多乐队提供了磨练技艺的机会,原来那些唱民歌的人被他们拉到这个地方来演出,很快就学会了即兴演奏,经常一弹四五个小时不停。所谓的迷幻摇滚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旧金山的独特环境塑造了这种流行文化。

再来讲讲汤姆·唐纳休(Tom Donahue)做的一个FM实验。在美国,电台一开始的时候只有AM,根本没有FM。AM虽然音质差,但传得比较远;FM因为半径短,只能在大城市服务少数族群。旧金山居住着很多外国移民,他们都爱听专门为移民服务的FM电台,因此FM收音机普及率很高。FM的好处就是立体声、音质好,播放迷幻摇滚的体验好。

注意海报中乐队的名字。最重要的是中间的三个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是西雅图人,但在美国不红,于是去了英国,他弹的一手出神入化的吉他,把英国人全震了,当年的披头士和滚石乐队都视他为神。他是这场音乐会的招牌艺人。第二个是英国摇滚乐队“谁”(The Who),当年仅排在披头士和滚石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北美公开演出,自然也非常热门。第三个就是旧金山自己的乐队感恩而死。

蒙特利音乐节在1967年6月16日至18日这三天吸引了五万名音乐爱好者到场助兴。整个音乐节被一个叫唐·彭尼贝克(Donn Pennebaker)的著名摄影师拍了下来。他作为御用摄影师为迪伦拍过一部经典的音乐纪录片叫《别回头看》(Dont Look Back )(编注:在B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完整版)。

他很善于拍摄舞台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这也奠定了后来摇滚音乐节的拍摄范式。因为这个片子拍得很好,使得摇滚音乐节这件事情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于是才有了我们现在各种音乐节,它甚至影响到后来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这次音乐节还捧红了之前提到的詹尼斯·乔普林,她在这个音乐节的演出是爆炸性的。她此前名气很小,只被安排了一个下午场,这种场连拍摄的彭尼贝克都懒得开机器。乔普林的演出却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艾伯特·格罗斯曼(Albert Grossman),是迪伦的经纪人,一个非常著名、眼光毒辣的犹太经纪人。他看上了这个乐队,执意要签下来,还利用自己的权势让音乐节主办方专门为这支乐队加了一场,好让彭尼贝克录下来。

今天在网上还可以找到这段录像,唱的是《锁链》(Ball and Chain),那是一次爆炸性的演出,可以体会到乔普林嗓音的爆发力。彭尼贝克的剪辑很棒,一方面拍激烈的表演,一方面特写观众们惊愕的表情,穿插得特别好。假如要选摇滚史上十大演出,这个会排在前十。蒙特利音乐节吸引了全美国甚至国外的歌迷,音乐节结束后他们就一同往北前往旧金山,去体验“爱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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